第九章 二•二八事件 長官公署與警總
回歸祖國
被接收的日本企業 被接收的主要公營及民營企業，後來在國民黨政權下成為國營、或台灣省營的公營事業。 台灣銀行、台灣貯蓄銀行、三和銀行被合併為台灣銀行，日本勸業銀行成為台灣土地銀行，台灣商工銀行成為台灣第一商業銀行，華南銀行則改為華南商業銀行，彰化銀行改為彰化商業銀行，台灣產業金庫成為台灣省合作金庫，以上都是省營。千代田、第一、帝國、日本、明治、野村、安田、住友、三井、第百、日產等生命保險會社，被合併成為省營的台灣人壽保險公司。
海軍第六燃料廠、日本石油、帝國石油、台拓化學工業、台灣天然瓦斯研究所等被合併成為中國石油公司，日本Aluminum成為台灣鋁業公司，台灣電力成為台灣電力公司，大日本製糖、台灣製糖、明治製糖、鹽水港製糖等被合併成為台灣糖業公司，台灣電化、台灣肥料、台灣有機合成等被合併成台灣肥料公司，南日本化學工業、鐘淵曹達、旭電化工業等合併成為台灣鹹業公司，台灣製鹽、南日本鹽業、台灣鹽業等則合併成為中國鹽業公司，台灣船渠基隆造船所成為中國造船公司，台灣鐵工所、東光興業高雄工場、台灣船渠高雄工場等也被合併成為台灣機械公司。以上都是國營。 淺野水泥、台灣化成工業、南方水泥工業等被合併成為台灣水泥公司。台灣製麻工業、鹽水港製麻工業、東亞製紙工業、台灣製紙等被合併成為台灣紙業公司。農林關係的製茶八社、鳳梨關係六社、水產關係九社、畜產關係二二社、則被合併成為台灣農林公司。還有礦業關係二四社、鋼鐵機械關連三一社、紡績關連七社、玻璃關係八社、油脂關係九社、化學製品關係一二社、印刷關係一四社、窯業關係三六社、電氣器具關係五社、土木建築關係一六社等也被合併成為台灣工礦公司。這些全部都是省營。此外也有各縣市所繼承的企業，但在此省略不提。 國民黨政權僥倖而佔領台灣，把領土與莫大資產納入手中。這對數年後其政權的遷台，也即台灣人所說的「祖國亡命台灣」匡助有餘，是對國民黨政權的一大恩惠。 新的「土皇帝」
國民黨政權雖也踏襲日本統治下的大部分地方行政區劃，卻將原來的五州三廳改為八縣，廳下面的十一市改為九省轄市，郡改為區，街改為鎮，莊改為鄉，置於台灣省管轄下。縣與省轄市設有縣政府與市政府，區設有區署，縣轄市、鎮、鄉則各設有市公所、鎮公所、及鄉公所。以前的總督府評議會改為台灣省參議會，州與市的協議會則改為縣與市的參議會，但與從前一樣只是諮詢機構而非議決機構。 日本統治時代末期一九四四年廢止的保甲制度被恢復，成為比以前更嚴格的制度。台灣總督府的保甲制度是以十戶為一甲，十甲為一保的「十戶連座」制，但是恢復後變成五人連座制的鄰里制度。再加上官廳裡也採用新設的公務員「五人連座」制，可見對市民的管束遠比日本統治時代為嚴酷。
國民黨政權以通稱特務機關的治安情報組織 作為其統治的支柱，日本戰敗後立即派特務人員潛入台灣，到處擴張其組織網。其後，以警備總司令部的特務室為首，自長官公署以至末端的地方行政機關不用說，公共團体、學校和公營事業都遍佈特務的監視網。
台灣總督府以下的行政機關和日本企業雖因差別對待台灣人，幾乎未曾任用為上級職位，但下級職位即採用多數優秀的台灣人。這些有能力的台灣人本認為外省人不論學識、經驗或能力多數均低劣，致使台灣人更加不滿。 經濟崩潰與混亂的社會 國民黨政權於佔領台灣加以接收後，同時斷絕了台灣與日本的關係。由此台灣經濟成為中國經濟的一環，由過去從屬於日本的經濟改為從屬於中國。當時的中國經濟，因對日抗戰後繼之而國共內戰，已呈現疲憊不堪、快要崩潰的狀況，當然台灣也受到波及。從前向日本輸出的食米與砂糖改向中國輸出，由中國則輸入日用雜貨和工業製品。經濟崩潰前的中國，因為物資缺乏與通貨膨張，物價上漲達到不知上限的地步，這又帶動輸往台灣製品的價格，無可奈何地抬高台灣的物價。 國民黨政權於佔領台灣後，把原來的台灣圓以一對一的比率換成台灣元，作為台灣的通貨。而且把台元與中國的通貨法幣﹝後來變更為金元券﹞的交易匯率加以固定化，以不當方法將台元價值壓低，因此輸入商品的價格更加被抬高。此時在中國的惡性通貨膨脹，已透過交易與通貨的匯率波及台灣，使台灣經濟混亂、市民生活飽受威脅。在佔領後不到六個月的一九四六年初，台灣經濟己陷入破滅的狀況。固定匯率制後來雖然改為流動制，但是台元的價值依然受到不當的評價。 正如台灣曾經被譽為「榖倉」，終戰當時尚蓄存足夠維持一十六萬餘日本軍二年期間的食糧而有餘。但是到了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底，竟變成全島性的嚴重食米不足的狀況。這不是別的原因，是為了把台灣米大量輸往中國。而米糧不足的結果把米的價格抬高起來。終戰時台北的米價格，是一斤﹝六○○公克﹞二○錢，但是十一月竟己跳至六○倍的十二元。食米只不過是一個例子，台灣所有的產物因以不當的低價格輸出或走私到中國，早在一九四六年初，台灣人已面臨嚴重的物資缺乏與通貨膨脹的雙重痛苦。但是，國民黨政權卻以增印紙幣來應付，台灣銀行的印刷機重覆地增印再增印。一九四五年九月的發行額本為一九億三千萬元，翌年五月卻增至二九億四三○○萬元，同年年底增至五三億三千萬元，一九四七年底增至一七一億三三○○萬元，到了一九四八年底竟成為一四二○億四千萬元。終於紙幣來不及印刷，各銀行分行開始亂發「本票」﹝相當於銀行發給自己的支票﹞，於是天文學數字的膨大紙幣與本票到處氾濫，經濟狀況更加惡化下去。
批判長官公署之聲
國民黨兵士的強奪與橫行、官吏的腐敗與貪得無厭實在不堪入目。自從國民黨軍佔領後不久，台灣人對「同胞」的新統治者開始失望，因抱不滿而加以批判。漢族系台灣人一向將新來的中國人稱作「唐山人」，這個稱呼裡並沒有任何惡意，反而有親暱的含意。但是不多時「唐山人」已變成「阿山」，成為嘲笑鄉下人有輕視含意的稱呼。不但如此，台灣人甚至感嘆地說：「狗﹝日本人﹞去換豬﹝中國人﹞來」。意思是，日本人
會吵會叫但當作看家狗還有用處，中國人貪吃懶做又骯髒，比喻裡顯示台灣人認為自已與日本人或中國人是不同的存在，這點潛在意識值得注意。 知識分子之間，也有向長官公署提出種種改善要求的，但都是被左右支吾推諉而不了了之。故不得已採取自衛措施，以保護自己的權利。因而於一九四六年三月設立「人民自由防衛委員會」，立即遍及台灣各地。關於這時的情況，台灣大學教授林茂生主持的『民報』社論，以「現今的狀況已到了台灣的法津與秩序不能完全靠警察來維持的地步，光復才沒有多久的今天，人民不得不採取自衛措施」糾彈長官公署的無能與腐敗，予以嚴厲批判。繼於五月召集的台灣省議會，也爆發了對長官公署的憤怒，批判其腐敗與失政。此時知識份子的要求，純粹是行政改革與實行地方自治以及更迭陳儀行政長官以下的貪污官吏。但是，長官公署以至南京的國民黨中央政權，對於這種切實的要求以及街巷所溢出的不滿聲音置若罔聞。尚且陳儀行政長官於一九四七年一月談到有關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制定、預定一年後施行的「中華民國憲法」適用於台灣的問題時，以「台灣人民長期受日本統治之下，政治意識退化而缺乏自治能力」為理由，言明要延後二、三年實施云云，更助長了台灣人的忿怒。 二•二八事件 台灣人的不滿情緒積鬱難消的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傍晚，在台北市淡水河邊台灣人商店街的大稻埕發生因取締販賣走私煙起端的糾紛，立即發展成全台灣規模的「二二八事件」。這是自日本投降、台灣「光復」以後僅一年四個月的事情。 長官公署和總督府一樣，把煙草當作專賣局的專賣品，是重要的財源。但是，長官公署的高官與其關係者卻走私大量私煙以圖利。也即放過香煙走私頭目不抓，專抓末端的街頭零售商，因而平常台灣人就己大抱不滿。 大稻埕的糾紛是這樣發生的。 取締人員傅學通﹝廣東人﹞等六名，不但把台灣人中年寡婦林江邁販賣的私煙沒收，連身上的金錢也取走。林雖然跪在地下哀求歸還現金，可是不但不還，而且被他用槍把頭部打傷，流血倒地。憤怒的群眾一齊攻擊取締人員，因而取締人員一面逃一面開槍，打中一位傍觀的市民，當場死亡。受此刺激的群眾，立即包圍附近的警察局與憲兵隊，要求交出逃避在裡面的取締人員，但是被拒絕。
虐殺與肅清
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下午，從中國派來憲兵第四團二千名與陸軍第二一師團一萬一千名的增援部隊由基隆港與高雄港登陸，立即看到台灣人就開槍。這些部隊迴異於先前的接收部隊，是美援裝備的現代化部隊，不是沒有武器的台灣人所能抵抗者。
警備總司令部一方面虐殺市民，一方面於三月十四日發表：「至三月十三日全省業已平定，自即日起開始肅奸工作」。立刻又以戶籍調查為借口，開始全面的搜查與逮捕。「肅奸」的對象，直接與事件關連者不必說，多數無關係的社會領導者也延及。被視為危險人物的民意代表、教授、律師、醫生、作家、教員等眾多知識份子都一一被逮捕。看來，長官公署有意要把受過日本教育的知識份子連根拔起加以剷除。當時代表台灣知識份子的大學教授林茂生、律師湯德章、醫師張七郎父子，也於此時慘遭殺害。
台灣人的悲劇，起因於幻想以日本統治下所体驗的「法治國家」、「法治」的精神，期待於國民黨政權。當時的知識份子多數有「治安警察法違反事件」﹝一九二三年﹞的經驗，即使批評或反抗政府，雖是「惡法」也依法經過審判接受處罰。但是在「祖國」，絲毫沒有「法治」概念，惟有的即是，凡批評或反抗者絕不寬貸，要以「槍械審判之」。 國民黨政權對台灣人過劇的鎮壓與殺戮，引起國際社會，尤其是美國嚴厲的批判。美國的史迪威駐華大使於四月十八日親自將「有關台灣情勢的備忘錄」交給蔣介石，強烈抗議國民黨軍在台灣的不人道暴行。此時國民黨政權，因國共內戰逐漸失利，處於需求美援的狀況。蔣介石不能漠視美國的干涉，於是同月二十二日罷免陳儀行政長官，五月一日把他召回南京。陳儀後來被調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於國共內戰緊迫的一九五○年二月，因私通中國共產黨嫌疑被逮捕，在台灣軍法審判「叛亂罪」成立，六月十八日被處決。 二•二八事件之後 飽受虐殺與肅清驚嚇的台灣人，無論是誰，都過著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極端恐怖日子。繼於三月十四日警備總司令部的「肅奸工作」，長官公署於二十日開始「清鄉工作」。陳儀行政長官發表「為實施清鄉告民眾書」，其中陳述「政府為著要保護善良的人民、維持治安、徹底肅清壞人，實施清鄉以絕滅少數隱匿的亂黨與叛徒」、「主要的對象乃武器與壞人，應把所有的武器與壞人交給政府，委由政府合理且合法地處置之」云云。所謂「壞人」，只不過是國民黨政權認為對自己不方便的人物。透過五人連座制度與密告獎勵制度，立即全面展開「搜人」與「搜武器」的工作。這時也有許多台灣人被逮捕，而且幾乎全部未經審判而定罪。被逮捕的市民家屬中，也有人被勒索所謂「贖罪金」的高額賄賂。「二•二八事件」關係者的緝捕行動，至一九四九年稍為緩和，但是對於「要注意人物」的逮捕與監視，卻長期繼續下去。
其後，又在戒嚴令與白色恐怖之下，台灣人被迫對政治保持沈默。國民黨政權對台灣人政治改革的要求從來不予正面應對，都是以殘害與肅清而封殺，因此引起外省人與台灣人的對立。今天，台灣人﹝本省人﹞ 與外省人的對立，也即「省籍矛盾」的起因無他，就是「二•二八事件」。在此背景之下，台灣人對國民黨政權及外省人產生嫌惡感，而且台灣獨立的志向開始萌芽，在台灣不淮許的政治運動及台灣獨立運動，遂在海外展開起來。
進入一九六○年代以後，台灣人學生到世界各國，尤其是美國留學急劇地增加。在美國各地台灣獨立運動有關的組織相繼成立，對美國政府或國會展開為台灣民主化與獨立有效的活動與遊說工作。由此情況，海外的台灣獨立運動中心則由日本移至美國。於一九七○年一月發展成立了「台灣獨立聯盟」﹝後來改稱「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總本部設在紐約。台北有地下組織的台灣本部、洛山磯設美國本部、東京設日本本部、巴黎設歐洲本部、聖保羅設南美洲本部等等，發展成為世界性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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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波茨坦宣言的承諾，日本由聯合國軍加以佔領。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在停泊於東京灣的美國戰艦米蘇里號上，日本國全權代表簽署了向聯合國降伏的文書。受降後同一天，聯合國軍總司令部發表指令第一號，在其一般命令第一號中指命在中國﹝滿州除外﹞、台灣以及法領北越的日本軍向蔣介石大元帥投降。根據這個命令，台灣與北越成為蔣介石麾下的中國軍隊佔領區。此時，在中國境內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內戰業己開始，國民黨政權蔣介石麾下的中國軍，實質上則是國民黨軍。 
但是隱匿於中國•四川省重慶的蔣介石國民黨政權，等不及該命令第一號的發佈，在前一天的九月一日，則頒佈「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組織大綱」，而設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以下簡稱「長官公署」﹞與「台灣警備總司令部」﹝以下簡稱「警備總司令部」﹞，任命陸軍上將陳儀為台灣省行政長官兼台灣警備總司令、葛敬恩為長官公署秘書長。在亳無有關變更台灣領有權國際條約的情形下，竟行依開羅宣言迅將台灣改為中國的「台灣省」。
而於九月五日，陳儀在重慶設立臨時辦公室，親自兼任主任。再於九月二十八日，設立長官公署與警備總司令部的合併機構「前進指揮所」，開始準備佔領台灣。與此同時，一部份往中國加入國民黨政權的台灣人回到了台灣，宣傳國民黨政權的「勇敢抗日」事蹟，奔走製造「回歸祖國」的氣氛。還有，暗中派遣國民黨先遣隊隸屬於特務機關的治安情報人員，為轉移權力做舖路工作。長官公署秘書長以下、擬從日本政府手中接收台灣的先遣人員一行八○餘名，十月五日搭乘美國軍機抵達台北，立即把前進指揮所移至台北。
繼於十月十七日，國民黨軍二個師團一萬二千餘與官員二○○餘名在美國軍機的護衛下分乘三十餘艘美國船艦由基隆港登陸，即日向台北進軍。國民黨政權雖說是戰勝國，卻要依賴美軍的全面支援才能佔領台灣。此時眼見國民黨軍低沉的士氣、窮酸的穿著、惡劣的裝備，多數台灣人因感覺與日本軍差異太大而驚愣，簡直不能相信日本被中國打敗。因而確信
「日本雖然輸給美國，但是沒有輸給中國」這一傳說是正確的。對國民黨軍隊的驚愣與失望，使他們對「回歸祖國」抱著一絲不安，期待與欣喜中蒙上些微陰影。
陳儀行政長官於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四日，率領長官公署及警備總司令部的幹部，由上海搭乘美國軍機進入台北。翌二十五日上午十時，在台北公會堂﹝現在的台北市中山堂﹞舉行「中國戰區台灣地區受降式」。完成式典之後，陳儀行政長官以無線電廣播發表聲明﹝要旨﹞如下；「自今日起，台灣正式重新成為中國的領土，所有的土地與居民並置於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國民黨政權﹞的主權之下」。此聲明不但將台灣領有權加以變更，甚至不顧台灣人的意願，片面將其國籍由日本更改為中華民國。這點，與日清戰爭後割讓台灣時，允許給與台灣居民二年的期間考慮國籍的選擇來比較，有顯著不同。繼受降式之後，同日下午又舉行慶祝「回歸祖國」的「慶祝台灣光復大會」。於是台灣就這樣回歸「祖國」，自那天起台灣人的國籍變成為中華民國，稱為「本省人」，而新近由中國來台的中國人則稱為「外省人」予以區別。而且自此以後，十月二十五日訂為「光復節」成為國定假日。 
接受日本投降之後，總督府立即由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取代，而台灣軍司令部也被台灣警備總司令部進駐，敵產﹝日本企業﹞也開始一一被接收。長官公署接收了原台灣總督府的直轄官署，警備總司令部則接收原日本軍的施設。各縣也設立接收委員會，把原來的地方官署予以接收。又日本的公營事業與其資產由「台灣省接管委員會」、民間企業與私有財產則由「台灣省日產處理委員會」加以接收。到一九四七年二月底為止，除了土地以外被接收的財產共有；﹝1﹞
公家機關五九三件、二億三八五○萬圓，﹝2﹞民營企業一二九五件、七一億六三六○萬圓，﹝3﹞
民間私有財產四萬八九六八件、八億八八八○萬圓，合計五萬八五六件、一○九億九○九○萬圓。若以當時的貨幣價值換算，是一筆非常膨大的資產。國民黨政權以原台灣總督府為首的這些統治組織為基礎，極其簡單地在台灣建立統治機構，全面掌握了台灣經濟。在接收過程中也使一些官僚賺飽了私囊。
國民黨政權官僚的貪污舞弊，實在不勝枚舉。每於接收時可說必有官員私吞公產，以收積「降伏財」或「光復財」。接收雖然依據日本人忠實作成的財產目錄由外省人官吏來執行，但該目錄被竄改，接收財產的一部份被私吞而消失。說起來好似笑話，但曾有接收官員把財產目錄中的「金槌」﹝註；日語鐵槌﹞誤以為是黃金槌子，竟要求首先第一項提出的真人實事。受過日本教育的浸透、已成長為法治國家市民的台灣人眼光裡，「祖國」官吏這種公私不分與腐敗情形，成為可驚嘆的映像。戰時体制下的「滅私奉公」，遽然一變成為「滅公奉私」的社會，在台灣人心內對祖國與國民黨政權的失望和輕蔑開始萌芽，日益膨脹起來。
國民黨政權不但繼承了日本的統治機構與財產，佔領台灣後短暫期間也踏襲其統治制度。依照「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組織大綱」，行政長官可在其職權範圍內發出署令，持有在台灣施行法規的制定權。又因兼任警備總司令，擁有包括軍令與軍政的軍事權力。這正相當於日本統治時代的武官總督，集立法、行政、司法、軍事的所有權力於一身，正是新的「土皇帝」無異。
國民黨係近似「列寧式的一黨獨裁」的政黨，目標是以黨治國。隨著佔領台灣，國民黨人員被派遣抵台，即開始從事建立黨的組織。台灣省政府設省黨部，地方設縣黨部、市黨部，鎮與鄉則設區黨部。各黨部裡則配置稱為「黨工」的專屬工作人員，以監督並指揮各級行政機構。
如此國民黨政權在未遷台之前，就已建立黨﹝國民黨﹞政﹝行政﹞
軍﹝軍隊﹞特﹝特務機關﹞所形成的獨特的統治体制。為維持這樣錯綜複雜的統治組織，當然所需人員膨大，比較日本統治末期的台灣總督府本廳人員約一萬八三○○名，長官公署所用的人員竟達約四萬三千名之多。這數字僅是一個例子而已，其餘可想像而知。
經濟狀況的惡化，加上因失業者急增引起的社會混亂愈來愈嚴重。因為日本戰敗，大量留學生由日本回國，另外也有軍人、軍屬與軍夫自前線歸來，但卻沒有容納這些人員的工作職位。不只於此，還有戰爭中因受轟炸而停擺的工場，另外有接收後不能順利開工的工場，尤其是因為國民黨政權蓄意排除台灣人，所以就業機會極端地減少，結果有三○萬人以上的台灣人失業者流落街頭。治安急速惡化，由日本統治時代的「法治國家」一變成為「無法無天之地」。市民交通工具的公共巴士、火車、甚至到了連貨物車上，都須要警護人員隨車戒備的程度。 
過了一夜，第二天二十八日早上，忿怒的群眾來到專賣局台北分局抗議，將分局長及三名職員毆打，把文件器具拋出路上燃燒。午後，群眾集合在長官公署前廣場，示威抗議同時要求政治改革。長官公署屋頂上的憲兵以機關槍掃射群眾，釀成死傷數十人的慘劇。至此事態已很緊迫，台北市的商店家家關門、工場停工、學生也罷課，一萬餘名市民加入抗議的行列，全市騷然。警備總司令部公佈台北市戒嚴令，但是市民佔據廣播電台，將發生的事件向全台灣報知。三月一日事件己波及台灣全土，不僅大都市，連部份地方也起了騷動，激憤的市民攻擊官舍及警察局毆打外省人，把一年多以來對國民黨政權的不滿情緒加以發洩。軍隊、憲兵隊與警察雖然開槍鎮壓，不但未能收拾事体，反而愈來愈惡化。這一天的『民報』撰文批判國民黨政權，指出「官吏與軍人的無規律、橫暴、貪心」為事件發生的原因。
台北市於三月一日推派民意代表組成「緝煙血案調查委員會」。並派代表去見陳儀行政長官，要求設置「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而得到承諾。陳儀行政長官於同日下午答應：﹝1﹞解除戒嚴令，﹝2﹞釋放被逮捕的市民，﹝3﹞禁止軍隊及警察開槍，﹝4﹞組織官民合成的事件處理委員會，並且將這些內容加以廣播。翌二日，以民意代表為主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召集在台北中山堂，長官公署也派五名官員出席。因在會議進行中街頭響起槍聲，事件處理委員會要求解散開槍的警察大隊，但未被接受。
三月三日，事件處理委員會決議對長官公署的要求：﹝1﹞
擴大事件處理委員會組織並設立各地分會，﹝2﹞
禁止武裝部隊出現街頭，禁止購買食糧時攜帶武器，﹝3﹞
恢復交通，﹝4﹞ 向國內外廣播，說明事件的經緯與台灣人僅要求政治改革別無意圖的事實等。五日下午，正式擬就「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組織大綱」，由其內容可看出是以「台灣省政的改革」為主旨。主要內容為：﹝1﹞
長官公署秘書長、民政、財政、工礦、農林、教育、警務等處長以及法制委員會委員的半數，應起用台灣人，﹝2﹞
公營事業的經營應委任台灣人，﹝3﹞
立即實施縣市長的民選，﹝4﹞
廢止專賣制度、貿易局以及宣傳委員會，﹝5﹞
保障言論、出版、集會的自由，﹝6﹞
保障人民生命與財產的安全等等。似此以處理事件善後為目的開始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竟變成推動政治改革的機構。
三月六日，事件處理委員會發表「告全國同胞書」，闡述「透過此次事件，我們的目標為掃清貪官污吏與實現台灣的政治改革，決不是要排斥外省人，我們反而歡迎外省人參加政治改革」。翌七日，事件處理委員會在混亂中擬就三十二條「處理大綱」。另外由激進委員所提出的撤廢警備總司令部、武器彈藥置於事件處理委員會管理下、台灣陸海軍軍人由台灣人接替等十條追加案，也被採納。此合計四十二條「處理大綱」立即透過廣播予以發表。但是翌八日下午因國民黨政權增援部隊由基隆與高雄港登陸，台灣立刻變成為活地獄。 
自事件發生至增援部隊到達的數日間，長官公署的控制所及，只限於軍隊的營地周圍，行政與治安均在事件處理委員會的掌握之下。在各地大都市，青年學生及由返台的軍人等組成的臨時組織，一再嘗試接管軍隊及警察所保有的武器彈藥引起衝突，因係臨時急草成章的組織，又無像樣的武器，所以終於失敗。其中比較具備規模的，是以台中市鐘逸人為隊長的
「二七部隊」，又比較激烈的戰鬥，即是嘉義附近水上飛機場的攻防戰。
陳儀行政長官與代表台灣人的事件處理委員會交涉，一方面偽裝妥協接受台灣人的要求，另一方面卻暗中向國民黨中央要求派遣增援部隊。同時製作危險人物的名單，
準備大舉肅清台灣人。
陳儀行政長官聽到增援部隊到達的消息，隨時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會乃非法組織為由，立刻命令其解散。急劇的轉變令人覺得至此一切的交涉好像都是假的。對台灣人無分別的殺戳由基隆高雄開始，轉向台北、屏東、再到東部。約二個星期時間遍及台灣全土，台灣人的反抗終於完全被鎮壓。中國軍隊殺人除了用機關鎗之外，還有把鼻子耳朵削落下來、再用鐵線穿手掌、幾個人綁在一起或裝在麻袋裡投進海或河川裡等等，極為殘忍無比。被逮捕的在處刑之前遊街示眾外，處刑後也有很多屍體被強制放置數日不准收埋。其野蠻手法實在令人不敢相信是活在二十世紀的文明人類所做所為，更不可能是所謂「祖國」或「同胞」所能做出來的。
林茂生，一八八七年出生於虔誠基督徒家庭，經讀京都的第三高等學校，於一九一六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文學系。後以台灣總督府與教育部在外研究員身份，前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一九二九年獲得哲學博士學位。日本戰敗後就任台灣大學文學系教授，「二•二八事件」當時兼任系主任與『民報』社長。因為痛斥國民黨政權的腐敗，被陳儀行政長官視為眼中釘，於三月九日晚上由自宅被帶走後，迄今下落不明。據後來家屬及關係者的調查，林茂生被逮捕後即刻被處決，據說遺体裝入麻袋，被丟棄在淡水河。
湯德章，台南人，一九○七年出生於日本人警察與台灣女子之間。台南師範學校中途退學之後，當起警察並昇任至警部，但為處理日本人的糾紛與上司引起衝突，因而辭職。得到他幼時亡故的父親家族的資助進入中央大學研讀，畢業後司法考試及格，回到台南執律師業。日本戰敗後留在台灣，成為活躍的台南名士，擔任台南市人民自由防衛委員會的主任委員。因為「二•二八事件」波及台南，三月六日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台南市分會時，擔任治安部長。台南市各界於八日在陳儀行政長官同意之下，推舉三名台南市長候選人，湯德章也是其中之一，但是竟於十一日增援部隊進攻台南市時被逮捕。逮捕之前當自宅被包圍時，湯德章一方面抵抗以爭取時間，一方面燒卻與事件有關的文件。因此，台南市許多關連者才得以逃生。湯德章經過一夜拷刑及遊街示眾後，於十二日被處決。據說此時湯德章堅拒兵士的下跪命令，臉上帶著微笑直立著，慷慨就義。處決之後經過相當一段時間，台灣高等法院下達了無罪的判決，但這只是闡述逮捕處決審判的一切都是杜撰而已。
張七郎，於一八八八年出生於新竹。一九一五年畢業於總督府立的醫學院，在總督府立的基隆病院服務後，一九二一年於花蓮的鳳林開業。一九四六年三月當選花蓮縣參議會議長，十月被選為制定中華民國憲法的國民代表。十二月為參加憲法制定會議前往南京，翌一九四七年初返回鳳林後即伏臥病床。本來在家療養中的張七郎是與「二•二八事件」無關的，他只不過被推舉為花蓮縣縣長候選人。但是，四月一日增援部隊到達鳳林，四日下午張七郎立即被逮捕。又同是醫師的張宗仁﹝長男﹞與張果仁﹝三男﹞，也借口有兵士急病喚出去而加以逮捕。張氏父子三人當天晚上在鳳林郊外的公墓被槍殺。事後警備總司令部以「張七郎、張宗仁、張果仁因背叛黨與國家、組織暗殺團，逮捕時反抗因而加以射殺」云云，將處決理由通知遺族。當然遺族由逮捕及收屍時的狀況判斷，不相信警備總司令部的說明。張七郎的妻子向當局要求追究真相，在其訴冤狀中悲嘆著：「日本的統治雖說獨裁，吳越同舟尚屬可能，依法絕不胡亂逮捕或處刑。今日在民主美名之下，人民生命沒有保障，官憲橫行無忌。為官不遵守法紀，如何叫老百姓守法？悲哉！吾夫與吾子為何不死在光復之前，如今竟遭污蔑其清白的一生。死在光復後，卻蒙受冤屈而背上如此難受的罪名！」張氏父子三人在鳳林的墓碑上刻著「兩個小兒為伴侶、滿腔熱血洒郊原」的文字，把遺族的悲傷、憤怒及無耐表露無遺。
受「二•二八事件」牽連，在一個多月期間被殺害的台灣人，根據後來國民黨政權公佈的資料，約有二萬八千人。可以說當時的台灣人每二百人強則有一人成為犧牲者，相當於日本五○年統治期間，因武力反抗被殺的台灣人數字。至於被逮捕後判處有期或無期徒刑的人數，雖然無法統計，但無疑是一個膨大的數目。而且知識份子既然是肅清的目標，台灣人的領導者幾乎全被殺害或者以「肅奸」、「清鄉」之名義被檢舉，長期繫獄。所以，從此台灣人社會領導階層產生了一段空白。
幸免於被捕與殺害而逃亡海外的知識份子，以廖文毅﹝一九一○年生、美國俄亥俄大學工學博士﹞為中心，在香港成立「台灣再解放同盟」。廖文毅等於一九四八年九月一日向聯合國提出請願書，要求將台灣置於聯合國託管統治之下，主張台灣的歸屬或獨立應由台灣人投票決定。當時因為中國情勢急變，該請願內容曾經受到一部分國際社會接納。廖文毅於一九五○年二月抵日，與同志共同於京都成立「台灣民主獨立黨」，親自就任為主席。一九五六年二月於東京宣佈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成為臨時總統。後來，廖文毅於一九六五年五月「歸順」國民黨政權，給與台灣獨立運動不少打擊，但是作為獨立運動的先驅他所擔任的角色則不能加以忽視。由廖文毅的「歸順」，「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遂瓦解而消失。在日的「台灣獨立運動」則由戰後來日的留學生所屬的「台灣青年社」擔負起來。於一九六○年創刋以來四十年間長久屹立不衰的『台灣青年』，不僅是台灣獨立運動的機關雜誌，因為網羅有關台灣的內外情勢，加以正確的分析，在國際間所得的評價也很高。 
台灣獨立運動在海外展開的同時，自一九五○年代起，在日本或其他國家的台灣人社會，每年都舉行「二•二八事件」記念活動。有不少台灣人把這慘痛的日子稱為「國殤記念日」。國民黨政權長期以「二•二八事件」為禁忌而不淮提起，有關該事件的一切不准寫不准談。不顧國民黨的反對，事件後四○年的一九八七年二月，終於在台灣成立「二•二八和平促進會」。和平促進會以「追究事件的真相，然後赦免那些殘殺台灣人的罪犯，並把二月二十八日訂為和平記念日」為主旨，二月十四至三月七日一共開了二二次二•二八追悼會。現在追悼犧牲者稍嫌太遲，但是以後每年在台灣各地都有追悼集會。又一九八九年二月在嘉義建立了第一座慰靈的記念碑。一九九○年首次在立法院為「二•二八事件」的犧牲者舉行默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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