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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第二次世界大戰

皇民化運動

一九三一年九月發生滿州事變，翌年三月「滿州國」建立，中日關係一直惡化下去。至一九三三年日本退出國際連盟，加深了在國際社會的孤立。然後於一九三七年七月發生「蘆溝橋事件，發展成為中日戰爭。進而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戰爭勃發，日本向戰爭之路突飛猛進。做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不容置啄也被編入戰時体制下。為因應戰時体制，於一九三六年九月預備役的海軍上將小林躋造被起用為總督。這是所謂「後期武官總督時代的開始。小林總督甫就任，則表明要以台灣人的「皇民化」、台灣產業的「工業化」、使台灣成為進出東南亞基地的「南進基地化」，做為統治台灣的基本政策。

所謂皇民化，無非是將文官總督時代的同化政策再加以強化，是以「灌輸徹底的皇國精神，振興普通教育，匡勵言語風俗並培養忠良帝國臣民素質」為目的。企圖將台灣人變質成為「天皇陛下赤子」的皇民化運動，在小林總督就任後不久便展開下來。而且在蘆溝橋事件後，第一次近衛文磨內閣發表「國民精神總動員計劃實施綱要」，則更加以強化。廢止報紙的漢文欄，推行使用日語，撤廢寺廟偶像，強制神社參拜，禁止台灣風俗習慣儀式等等，接二連三地加以實施。這些可稱為台灣人精神改造的傳統文化的破壞，是發動強權施行的，於一九四○年二月十一日的「皇紀二六○○年記念日」，也開始進行台灣使用日本名的「改姓名運動」。

第二次近衛內閣於一九四○年十月發起「大政翼贊會」，台灣總督府則設立「皇民奉公會」以呼應皇民奉公會就是以達成強化大政翼贊的戰時体制，與推進台灣人同化和皇民化的雙重目標為目的。總督親任會長，總務長官為中央本部部長，底下則設總務、宣傳、訓練、文化、生活、經濟等各部門。

地方組織並在州與廳設支部、在市與郡設支會、街﹝町﹞與莊﹝村﹞設分會、區則設區會、部落則設置部落會，在市民之間則組織奉公班。各級奉公會的會長，因為由各所屬行政機關的主管兼任之故，皇民奉公會雖然與行政組織係同屬一体，但是另外橫的組織即有「奉公壯年團」、「產業奉公團」、「挻身奉公隊」、「文學奉公隊」、未婚女性組織的「桔梗俱樂部」等等。再者，為了養成進出東南亞的人員，設立「拓南農業戰士訓練所」、「拓南工業戰士訓練所」「海洋訓練所」等，以訓練台灣人的青少年。皇民化運動不僅為了使台灣人日本化，而且是為了完成戰時体制並向戰爭推進，是拖累全部台灣人的巨型運動。

南進基地與工業化

日本早在進入太平洋戰爭之前，就已準備侵入東南亞的英國、法國、荷蘭的殖民地，也即準備「南進」。象徵這個企圖的，即是於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依敕令而設立「台灣拓殖株式會社」。

「台灣拓殖株式會社」是政府與民間同額出資、半官半民的國策公司。社長經拓務大臣認可，由台灣總督加以任命。設立當初的資本額為三○○○萬圓，但隨著戰局擴大一再增資，至一九四一年已超過一億圓，並發展成為擁有三十二個子公司的大企業。投資地區以台灣為首、日本軍所佔領的中國南部、以及東南亞各地。又，投資對象包括開拓、殖民、工業、商業、礦業、運輸業、娛樂業、証券業等遍及多方面。台灣拓殖公司即是為經濟上從側面收割「戰爭成果」而設的機關。

本來，殖民地的經濟係隸屬於宗主國經濟，通常由殖民地提供資源或原料，在宗主國商品化之後再以殖民地為其銷售市場。這是殖民地經營的定律。直到文官總督時代的台灣經濟，大概沿著這定律而行。除了製糖業所代表的食品加工，大体以農業與輕工業為中心。但是在戰時体制下，台灣產業的振興卻把這定律推翻，向軍需工業有關的重工業急速發展。尤其在進入太平洋戰爭的過程中，為著供給原料、分散重工業、南進補給基地等需要，台灣的重工業完成了飛躍性的成長。

到一九三七年為止，台灣的工業僅是農產物加工業程度的規模。但以中日戰爭為契機，而且隨後進入太平洋戰爭，因而成為「南方作戰的兵站基地」，軍需關連產業以驚人的速度養成，鋼鐵、化學、紡績、金屬、機械等現代工業呈現活躍壯況。至一九三九年工業生產終於趕上農業生產，佔總生產額的四五‧九％，達到五億七千萬圓。台灣已到了工業社會的門口。自此以後，日本統治下台灣的工業生產，不下於農業生產，至一九四四年三月已超過七億圓，達到最高記錄。但是，不久由於受到米軍轟炸損害，工業生產急轉直下。

隨著工業化的進展，“基礎建設”工程建設也更上一層樓。一直到日本放棄台灣之前，公營鐵路被延長九○○公里，公路汽車伸長到農村地區。港灣的建設、擴張也有進步，一萬噸以下的船隻在基隆港可停泊二十五隻、在高雄港則可停泊三十四隻。主要都市均引有自來水，部份也設有下水道。總督府立的總合病院在各地共設有一十二處，由此傳染病幾乎絕跡。航空路線被開設，台北、宜蘭、淡水、台中、台南﹝二處﹞、台東、高雄、馬公等地建設兼軍用的空港，不僅連結台灣島內以及日本本土之間的國內線，一時甚至與曼谷、西貢﹝今日之胡志明市﹞、廣州之間也有國際線開航。無線電廣播也已開始，在台北、台中、台南、嘉義、花蓮等地設置廣播電台，並有海外廣播。郵局分設普通局及特定局，與各地分局合計設有二二三處，電信局則設有線、無線計四五四處，裝有電話的戶數共計二萬五千人。

戰時体制下的台灣人

日本的台灣經營，長期以宗主國「日本的工業」與殖民地「台灣的農業」的基本政策貫徹實行。跨越熱帶與亞熱帶的台灣，稻米三期作也屬可能，加上品種改良的成功，稻米生產的成長順利，甚至被稱為日本的「榖倉」。但是隨著戰爭的擴大而食糧統制成為必要，因而於一九四三年頒佈「台灣食糧管理令」。根據此令而設的「台灣食糧營團」，開始食糧統制與配給。至此，台灣人首次經驗了食糧的嚴格統制與不足。到那時為止，由傳報的中日戰爭日本一面倒的勝利以及太平洋戰爭初期日本軍的輝煌戰果，一般台灣人相信日本會戰勝。因此食糧的統制與配給，使他們感到事体嚴重。

本來，日本政府沒有要台灣人負服兵役的義務。但是隨著戰線的擴大，致使兵員不足，開始徵用台灣人充當軍屬與軍夫，大量地送往前線。而且自一九四二年四月，以「志願兵」名義，開始「徵兵」。這就是「陸軍特別志願兵」。至一九四四年的三年期間，共約六千餘名志願兵被送上戰場，其中原住民佔約一八○○餘名，編成「高砂義勇隊」。一九四三年八月起，約三千餘名被徵編成「海軍特別志願兵」，然後戰局更加惡化的一九四四年五月起，約有八千餘名被投入海兵團。似此台灣人等於直接加入戰爭的旋渦，戰爭已不只是日本人的事了。

隨著戰局的惡化與兵員的大量消耗，一九四四年九月台灣也實施徵兵制度，徵集了二萬二千餘名。諷刺的是，配合徵兵制的實施，翌年三月修正的眾議院議員選舉法，雖然只限五名，但第一次開啟將台灣人送往帝國議會參政之路。再說，此權利在未有機會行使之前戰爭就結束，而且因為日本放棄台灣，台灣人終於未能成為「日本人」。根據一九七三年四月日本厚生省援護局的資料，被驅使參戰的台灣人軍人共計八萬四三三名，軍屬與軍夫共計一二萬六七五○名，合計二○萬七一八三名。戰死及病死者三萬三○四名。此數字乃每七人死一人的高比率，以終戰時的台灣人口﹝約六○○萬人﹞計算，約每二○○○名有一人成為戰爭的犧牲者。這三萬餘名台灣人犧牲者、與負傷的軍人、軍屬、軍夫，於戰後，以失去日本國籍為理由，不曾接到任何補償。

後來於一九七四年底，在印度尼西亞的摩羅泰島殘留、三○年來首次被發現的原日本兵原住民斯尼恩﹝日本名中村輝夫﹞被救出事件為契機，開始展開台灣人原軍人、軍屬、軍夫的補償運動。雖然訴訟上以戰後喪失日本國籍為理由而敗訴，但依一九八七年九月成立的議員立法「有關對台灣住民戰死者的遺族發放弔慰金的法律」，日本政府以戰病死或重傷者為對象，支付每人二○○萬圓的弔慰金。然而，同樣以「日本兵」身份在戰場流血，戰後日本人與台灣人所得到的待遇即有天壤之別。再說，美、英、法等宗主國對其殖民地人民被送上戰場者於戰後施以優厚的補償。從這差異來看，則日本政府對台灣人的所謂「一視同仁」或「皇民化」的同化政策，受非議為統治手段，也無話可說。

日本戰敗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宣告日本戰敗的「玉音廣播」在台灣也曾播放。戰敗非但對日本人，不，比日本人更給台灣人帶來命運的大轉變。但是，戰爭剛結束的時候，對一般台灣人來說，日本戰敗的意義是甚麼，會帶來甚麼樣的變化，幾乎沒有人曉得。台灣雖也遭受過美機轟炸，卻沒有像流球遭到敵軍登陸。雖說戰敗，台灣總督府以及其他行政機關依然健在，日本軍也還駐守崗位。只有一小部份知識份子透過美國的播音，悄悄聼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的「開鑼宣言」及一九四五年七月的「波茨坦宣言」，知悉日本戰敗會有「台灣歸還中國」一回事。所以，有人因從長達五○年殖民地統治的重壓獲得解放而欣喜，也有人因「昨日敵人」突然變成「祖國」而抱著複雜心情者。但知道中國與台灣現代化差別的人當中，也有認為台灣獨立的時機來到者。可悲的是，無論如何台灣人當時沒有決定自己命運的能力。

在台的日本軍人，有一部分不願接受戰敗的現實，企圖與台灣人協力使台灣獨立。曾任台灣軍參謀的陸軍少校中宮悟郎與牧澤義夫，為組織「台灣治安維持會」召集了所有與日本的台灣統治協力或反抗的台灣人領導者。終戰翌日的八月十六日，中宮秘密與辜振甫﹝辜顯榮的兒子﹞會晤，出示維持會的組織成員。據此，林熊祥為副委員長、貴族院議員許丙為顧問、辜振甫為總務部長、委員長即預定由林獻堂擔任。翌十七日經過第二次接觸後，二十二日台北帝國大學教授杜聰明、律師林呈祿、貴族院議員簡朗山與辜振甫等連袂往訪安藤總督。但是安藤總督不但反對台灣獨立，也禁止了自治運動。因此，二十四日所有關係者三○餘人聚集在許丙家宅，做了中止運動的決定。後來，國民黨政權對此「台灣獨立計劃」事件的關係者加以處罰，各處一年十個月至二年二個月的有期徒刑。

被遣送回國的日本人

隨著戰敗，台灣人的軍人、軍屬、軍夫由中國與東南亞各地的戰地陸續復員回到台灣。另一方面，在台灣的日本人也開始返回本土。終戰當時在台的日本人，包含軍人一六萬六千餘人，約有四十八萬八千餘人。日本人的遣送回國，授命於國民黨政權設立「台灣官兵善後連絡部」，由安藤總督擔任部長，實際業務即由總督府須田農商局長以副部長職位擔當。遣送由軍人開始，於一九四六年二月完成。一般人為了日本本土混亂並且缺糧、又因已經習慣於台灣的生活、而且雖然戰敗幾乎沒有人受到台灣人的報復，約有二十萬人志願留在台灣。但是，來台灣接收的國民黨政權，不准大量日本人留在台灣，加上物價波動等社會混亂開始發生，至一九四六年三月全部希望歸返日本。

遣送日本人回國，於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日完成。被遣送者每人僅准許攜帶現金一千圓及途中的食糧、旅行袋二個份的生活必需品。費了半世紀慘澹經營建立有形無形的財產一律拋下而回國。結果，實際回國的包括軍人共計四六萬人，而被國民黨政權認為必要的技術人員及教員等二萬八千人弱則留下來當作「留用者」。

遣送大約完成的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三日，最後的台灣總督安藤利吉被以戰犯逮捕。安藤總督被送往上海，在那裏自殺身亡。他因不能忍受戰犯的屈辱，在任務完成之後自盡。日本政府於同年五月三十一日，以敕令廢止台灣總督府，於是日本的台灣統治史正式到此終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