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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台灣民主國
日本的野心
日本於一八七四年出征台灣之前,聘用美國人李仙得為外交顧問。李仙得參與出征台灣的計劃,同時向日本政府進言:「除非將北自樺太島、南至台灣的一連串列島加以佔有,把中國大陸以半月形勢包圍,再在朝鮮與滿州兼持立足點,否則不足以保障帝國之安全、制御東亞」。他的建言給與日本政府很大刺激,影響所及種植了日本領台的野心。日本後來的大陸政策,幾乎都是根據李仙得的建議而訂的。
為了朝鮮獨立,日清兩國於一八九四年八月一日發起戰端,同年年底,眼見勝利在望,前樞密顧問井上毅,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遞呈漢文意見書,陳述:「世人皆知朝鮮主權必爭之,卻不知台灣之佔有尤為必爭。朝鮮究竟無力獨立。而且,為其保護國雖有義俠美名,並無富殖實益,台灣則然。不但能扼黃海、朝鮮海、日本海航權,亦可開闔東洋門戶。況且與沖繩﹝琉球﹞及八重山群島相連,一臂伸處,得以鉗制他人出入。若此一大島落入他人之手,我沖繩諸島將受鼾睡之妨礙,利害相反不啻霄壤。、、、若失此機會,二、三年後台島必為他一大國所有。不然又必成為中立而不可爭之地」,井上說明領有台灣的重要性,並指出如失此良機,再沒有機會。當時,兼任海軍教授、隸屬大本營的中村純九郎,也向海軍軍令部長樺山資紀提出「有關佔領台灣島的建議」,極力主張:「台灣為南中國海的咽喉,日本非把它納入版圖不可」。
大本營接納井上與中村的意見,於翌一八九五年一月,決定佔領澎湖列島,同年三月二十六日,日清兩國尚在下關進行和談時,派遣比志島支隊把澎湖島加以佔領。為封鎖清國政府對台灣的支援,佔領澎湖島不但必要而且是有效的戰略。此佔領給台灣官民帶來衝擊,對日本佔領台灣的企圖感到不安。雖然日清兩國於同月三十日簽署了停戰協定,因為台灣與澎湖列島被排除在停戰區域之外,不安情緒更為增高,台灣與澎湖列島割讓的傳說也增加了真實感。清國政府將和談會議上有關遼東半島與台灣割讓之事極力隱瞞,不過,台灣官民由外國人洋行得到情報,和談會議的內容約略已知。
一八九四年十月,日清開戰之初,英國政府已覺察到日本政府對台野心,促使倫敦「時報」報導此事以引起各國注意。法國也極力反對日本佔領台灣,表示不辭使用武力加以阻止。清朝兩江總督張之洞被這些行動所鼓舞,於翌年三月透過駐倫敦的清國公使,欲以台灣作抵押向英國借貸數千萬兩,但被拒絕。同一時期,法國艦隊來到澎湖島,告知日本軍不久即將進攻澎湖島的消息,法國政府並向清國政府提議將台灣暫且讓給法國,戰後再歸還。但是,此提議被清法戰爭時防守台灣、英勇馳名的劉永福激烈反對而未實現。隨後,澎湖島則被日本軍佔領。
台灣民主國
日清和平條約於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簽署。關於這樣重大的事件,清國政府始終未於事前告知在台的官民。把割讓台灣與澎湖列島的和平條約內容傳給台灣巡撫唐景崧的,是唐的老師張之洞。和平條約締結的第二天,享有「台灣才子」清譽的邱逢甲往訪唐景崧,告訴他台民反對割讓,有意抗戰到底。同月十九日由清國政府掌理各國事務的衙門﹝相當於外交部﹞正式通知割讓台灣與澎湖列島。通告中寫著:「割讓台灣為非不得已,台灣雖然重要,總比京師為輕。又台灣係海外孤島,不克防守」云云,使台灣住民陷入失望與悲憤的深淵。
法國政府於和平條約締結之後,一度準備派兵至台灣阻止日本領有台灣,但因自己領有的馬拉加斯加島發生動亂而作罷。五月十一日駐北京的法國公使將此情通知清國外交部,但台灣居民仍繼續期待法國的援助。同月十五日,邱逢甲往訪唐景崧,極力勸他留在台灣。兩人會見後,邱逢甲發表如下聲明,表示台灣獨立的意向:「台灣已被朝廷遺棄,台民無所依靠,唯有死守而已」。至同月十九日,雖然遲了一步,但法國軍艦已到達台灣,於是前清國駐巴黎公使館參事陳季同往探法艦,與法國艦長商議如何於台灣獨立時締結條約以接受法國的保護,或由法國武力介入以阻止台灣割讓的可能性。隨後,法國艦長也回訪了唐景崧。當時,倡議抗戰到底的台灣士紳與居民,只為求援不管草芥,台灣獨立的決心已趨堅定。
隨即迅速進行台灣獨立的準備,於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三日發布「台灣民主國獨立宣言」。二十四日將宣言譯成外國語送至各國駐台領事館,二十五日舉行獨立典禮。在獨立宣言裡寫著:「日寇橫暴,欲併吞我台灣、、、情勢極為危急,日寇即將到來。若我屈從,我鄉土將陷夷狄、、、我已與列國協議,待我自立後必獲支援。台民忠義不肯俯首事仇,寧願戰死、、、經公議自立為民主國」等勇敢言詞。唐景崧被推為台灣民主國的總統同時制定藍地黃虎的「黃虎旗」為國旗、刻有「民主國寶印」文字的國璽、以及建年號為「永清」。於是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就此誕生。但在未獲各國承認之下,受日本軍攻擊,未幾就消失於無形。
民主國政府的主要陣容是:總統唐景崧、副總統兼義勇軍統領邱逢甲、內政部長俞明震、外交部長陳季同、國防部長李秉瑞及防守南部的大將軍劉永福等。台灣第一富豪林維源,雖被推為國會議長,但堅辭不肯,捐獻銀一百萬兩給民主國後,獨立慶典的第二天就潛逃至廈門。唐景崧雖然就任民主國總統,與其他所有來自中國的文武官員一樣,心已不在台灣。唐景崧可說是被迫就任,自始就準備隨時開溜。
急就成章的台灣民主國,曾被譏為輕率躁急之舉,但是台灣獨立的構想並非異想天開,以當時的情勢,可以說是最佳的選擇。問題在於過份依賴法國援助,但如考慮到美利堅合眾國曾因獲法國支援而獨立的經緯,為台灣獨立向外救助就不能嘲諷為「求人不如求己」。日清和平條約中有關遼東半島的割讓,因俄羅斯、德國與法國的干涉而未實現,此事使列強失去對日本領有台灣的關心,影響台灣民主國生存莫大。更大的問題,在於錯誤的領導者人選。清國官僚都是貪贓枉法、營私舞弊之輩,唐景崧利用巡撫地位,在和平條約締結後,即將公款四十萬兩匯往上海,早就做好逃亡準備。然後,日軍登陸台灣後不久,於六月四日偽稱往前線視察而離開台北,同月六日由親信侍衛保護,由淡水搭乘德國輪船逃回廈門,距離民主國獨立慶典的時間不過兩個禮拜。至於負責防衛民主國的國防部長李秉瑞,比唐景跑得更快。然而,逃亡者走後,留在台灣的「台灣人」抗日行動才正式開始。
日本軍佔領台灣
日本政府於締結日清和平條約後,除了台灣的不穩民情外,又恐外國干涉,所以急於接收台灣。一八九五年五月十日,前曾赴台調查、現已晉升海軍上將的樺山資紀授命為台灣總督,水野遵被任命為民政局長代理。樺山總督一行於同月二十四日整裝向台灣出發。二十七日與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所率領的禁衛師團在琉球中城灣合流,二十九日開始在台灣登陸。六月二日,台灣的交接不是在當初預定的台北,而在三貂角外海的海上舉行。這是清國全權代表李經芳﹝李鴻章之子﹞,恐怕引起台民反感而被襲擊,認為台灣的情勢不可能進行和平移交,在他的強烈要求下所作的決定。國際法上,台灣領有權就此轉移給與日本。
日本軍的佔領,由三貂角以北的澳底登陸時開始。當時,台灣民主國兵力,把清國駐台的湘勇﹝湖南兵﹞及廣勇﹝廣東兵﹞等正規軍與在台徵募的義勇﹝民兵﹞合起來,推算約有五萬至十萬。但是,雖說是正規軍,不僅士氣壞,紀律也亂。反而義勇的士氣紀律均更勝一籌。目標指向首都台北的日本軍,採取迴避正規軍防守的淡水和基隆,迂回由澳底登陸,大概就是因為對湘勇及廣勇的實際情況不明之故。登陸後的日本軍,越過被稱為天險的三貂嶺,得到基隆外海艦砲的支援,六月六日將基隆加以佔領。台灣民主國總統唐景崧這一天逃亡至廈門,而樺山總督也是同一天由基隆登陸。
日本軍的基隆佔領,震撼整個台北。由基隆敗北向台北潰逃的湘勇及廣勇,沿路任意搶劫、暴行。台北城內也是一樣情況,敗兵一窩蜂湧入,到處放火搶劫。這時,鹿港人辜顯榮受台北士紳及外國商人之託,前往基隆,要求日本軍儘速進入台北城,並親自擔任嚮導。而且,在日本軍先頭部隊到達台北的六月七日那一天,一位名叫陳法的女人由城上放下梯子,幫助日本軍不流血入城。
日本軍佔領台北後,立即轉往淡水鎮壓,於九日加以佔領。至此,台灣北部的重要據點台北、基隆以及淡水均被日本軍所控制。繼於十七日,樺山總督在原台灣巡撫衙門舉行始政式。自此以後,一直到日本放棄台灣之前,每年都把這一日當作「始政記念日」 舉行慶祝儀式。此時的巡撫衙門,也即是台灣民主國的獨立儀式會場,日治時代把它改建為台北公會堂,後來日本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後,卻成為向中華民國國民黨政權投降儀式的場所。日本的投降儀式,即是國民黨政權治台的始政儀式,這個場所後來被改稱為台北中山堂,沿用至今。此建築物從頭到尾目睹台灣的
種種變遷、可以說是無言的歷史
「證人」。
台灣民主國的崩潰
出乎日本軍意料,北部的控制輕易而達成。照這情形,綏靖整個台灣地區,看來也不會太費時。但是這種想法是錯了,日本軍自從六月十九日起向南部推進時,遇到台灣人強烈的抵抗而屢陷險境,不得不於八月六日派混合第四兵團前來增援。繼而調派陸軍中將高島苪之助來台就任副總督兼南部作戰指揮官。再於十月十一日,增派乃木希典率領的第二師團。到此為止,日本為佔領台灣所投入的兵力,陸軍有兩個半師團約五萬人、軍屬與軍夫約兩萬六千人、軍馬約九千五百匹,亦即動員了當時陸軍三分之一的兵力,海軍也動員聯合艦隊的一大半。在新興的日本帝國之前,連大清帝國都不得不屈服,海上孤島台灣如何能獨力戰勝日本?儘管如此,台灣人民的抵抗卻是悲壯而激烈無比。
清國割讓台灣當時的人口,據推測,原住民有四十五萬,移民有二百五十五萬,合計約三百萬。移民大多數居住於中、南部。而以台北為中心的北部新開闢地區,由於沈葆楨與劉銘傳的改革,雖然成為政治中心但卻為時尚短,住民並不多。北部既已被日本軍所控制,台灣民主國的領導者與正規軍也相繼逃亡。因此,日本軍在中、南部進行鎮壓時應該很容易才對。可是,相反地卻陷入苦戰,這是因為多數移民已將台灣視為祖先墳墓之地,生於斯死於斯的決心堅強,所以抵抗也相對地激烈。
有關那時壯烈的抵抗情況,據日本留下的記錄:台灣居民個個如兵士,勇敢而且具有決死意志,甚至婦女也參加了戰鬥。日本軍遇到如此悲壯的抵抗而苦戰,因此鎮壓全島費時長達五個月之久,然而台灣居民因無像樣的武器,以竹槍或舊式火器面對持有現代化武器的日本軍,勝負自始已定。台灣居民的犧牲,包括戰死與被殺戮者據推測合計一萬四千人,負傷人數雖然不明,一般認為超過死亡人數。與此比較,日本軍戰死二百七十八名,負傷僅六百五十三名。算起來,日本軍與台民的死傷人數比率是一對五十,可以說是玉碎之戰。
 台民抵抗中最值得特書的,誠如日本記錄所載,是婦女參與戰鬥以及台民的游擊戰。另外,約有七百名台東的原住民戰士與西部移民並肩作戰一事,也值得注意。原住民長期以來常常與移民反目,他們的參戰非常不平凡。而且,透過這樣絕望的抵抗,不但淡化了移民意識,從前頻於分類械鬥的客家人和閩南系泉州人、漳州人之間的一体感也開始萌芽,由此產生「台灣人」意識,使他們對將來抱持希望。
總統唐景崧、副總統兼民兵指揮官邱逢甲等領導者相繼逃亡後,台灣民主國的基礎幾已崩潰,但是為籌措資金發行的民主國紙幣及郵票則仍舊繼續著。這時所發行的「台灣民主國士擔布」郵票,今天在收藏家間喊價很高。及至六月下旬,大將軍劉永福在台南被公推為總統,但劉堅辭,重新設立的議會也有名無實。因戰局不利,而且部下相繼逃亡,劉永福於十月十日向高島南進軍司令官提議講和,但被拒絕。台南的紳商以及外國商人害怕台北的情形在台南重演,由於他們的勸說,劉永福於十九日從安平搭乘英國輪船逃往廈門。劉永福逃亡後,台民失去中央領導,於是台灣民主國正式崩潰。自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建國以 來,僅生存一百四十八日的台灣民主國,在動亂中產生,在悲壯的戰鬥中消失,記下了台灣歷史令人慟哭的一章。
雖然台灣民主國已經崩潰,但台灣人的抵抗仍然繼續下去。劉永福脫逃之後,恐懼台南城內混亂的紳商與外國商人,推英藉傳教師巴克禮
(Thomas Barclay)為使者,引導日本軍進城。日本軍終於十月二十一日,得以無血入城,在各地仍剩下零星抵抗之下,禁衛師團自十一月十二日起開始向日本本土撤退。同月十八日,樺山總督向大本營報告台灣全島已於「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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