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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鄭成功時代

反清復明

在荷蘭統治台灣的同一時期，滿族的勢力也在中國擴張中。滿族於一六三六年將國名由「後金」改為「大清國」，使朝鮮臣服，威脅著漢族明王朝，大有取代明王朝之勢。被滿族排擠的明王朝，於一六二八年招撫海盜首領鄭芝龍，期待借助其軍事與經濟力量。

鄭芝龍在日本平戶與日本女子田川氏結為夫妻，一六二四年生下長男鄭森。鄭森於一六三一年與母親及幼弟前往中國。那時的明王朝正是奄奄一息，崇禎皇帝於一六四四年自盡，明朝宗室迅即在南京擁立福王，即位成為弘光皇帝。可是，鄭芝龍所支持的南京政權，抵擋不住清軍攻勢，僅維持一年而亡，鄭氏又在翌一六四五年於福州擁立唐王為隆武帝。此時已廿一歲的鄭森去拜謁隆武帝，皇帝授言：「朕以無女可賜妻與你為憾。應勿忘朕、盡忠義」。並賜給明王朝的國姓「朱」，名字也改為「成功」。這就是「國姓爺、鄭成功」的由來。

清軍乘勢南進包圍福建，於一六四六年八月將隆武帝捕擄，以授官職為條件促鄭芝龍投降。雖經鄭成功反對，鄭芝龍於同年十一月答應投降。但是清王朝背信反將鄭芝龍送往北京幽禁，其妻田川氏則受清軍凌辱而自盡。獲知此噩耗，鄭成功在孔子廟前燒卻象徵士大夫的儒巾及儒服，立誓曰：「即日起，決心不做讀書人，要做一個軍人，為君國及父母報仇」。

得知隆武帝死亡的訊息，逃亡在廣東肇慶的桂王於一六四七年即位，並改國號為「永曆」。明王朝最後一位皇帝的永曆帝，被清軍追迫輾轉各地，一六五三年爵封鄭成功為「延平郡王」，於一六六一年亡故。明王朝壽終正寢之後，鄭成功及其族人仍繼續崇奉明朝的正朔「永曆」而不變，表示不承認異族滿清，立志「反清復明」。鄭成功後來顛覆荷蘭的台灣統治，遷移台灣，是為實現復興明王朝的計劃，結果給台灣帶來新的命運轉變。

鄭成功佔領台灣

鄭成功轉戰中國各地，但是徒勞無功，終於一六六一年被迫陷入固守福建的廈門、金門兩島的窘況。此時，台灣的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通事何斌、避債逃到廈門，對鄭成功陳述台灣土地豊饒勸其進攻，並獻上海圖。鄭成功將金門及廈門的守備交託長男鄭經，以何斌為嚮導，親自率領四百餘船隻及兩萬五千名將兵，同年四月首先佔領澎湖島，繼而將目標指向台灣。

對荷蘭人抱著憤懣，尤其是郭懷一事件後敵愾心加深的台灣移民對鄭成功的軍隊表歡迎。鄭成功迴避面臨海峽的遮蘭奢城，襲擊防備薄弱的布羅比殿奢城，輕易而得手。鄭軍更進一步包圍遮蘭奢城，因而荷蘭人籠城固守等待巴達維亞援軍。台灣長官一方面向巴達維亞求援，另一方面要求原住民支援。但是，由巴達維亞派來的援軍錯失時機，而原住民的支援尚未到達以前便被殲滅。結果，荷蘭於一六六二年二月向鄭成功投降，撤退至巴達維亞。由此荷蘭在台灣長達三十八年的統治終告結束。

鄭成功佔領赤嵌的布羅比殿奢城之後，立即著手劃分行政區域。首先把台灣全島改稱為「東都」，將遭破壞的遮蘭奢城周圍之地命名安平鎮。赤嵌及其周圍，也即今日之台南市一帶稱為承天府，北部設天興縣，南部設萬年縣，並在澎湖島設安撫司，完成由一府二縣一安撫司的行政規劃。又親自率領軍隊，往探原住民部落示威鎮壓。鄭成功以東都為明王朝的復興基地，並未僭越稱帝，僅停留於「藩主」的地位。

荷蘭統治即將結束時，台灣的人口包括原住民與移民共約十萬有餘，其中移民據推測有二萬餘人。鄭成功的大軍及其家屬約三萬，可說是中國來台灣的最初的集体移民。由於人口急增，確保食糧成為焦眉之急。鄭成功採取的對策，乃是將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所有的「王田」沒收，移作新政權所有的「官田」。此外，對承天府與安平鎮以及天興縣與萬年縣的文武官員即除了配給官舍及兵舍所需之土地外，並按家屬多寡淮許其取得必要之土地，稱為「私田」或「文武官田」。至於駐在各地的部隊，在不侵犯原住民與移民所有土地的條件下，淮予開墾土地，稱之為「營盤田」﹝屯田﹞。因而以南部為中心的農地開拓一舉而擴大起來，尤其是大規模的「營盤田」多達四十幾所，食糧生產也因此而激增。這些農地開發與土地制度，因開啟台灣的土地私有制度而引人注目。如此一來，鄭氏一族由從前的海上勢力伸張，如今陸上也擁有其勢力了。

鄭成功之死

到台灣未滿一年，鄭成功反清復明的壯志未酬，於一六六二年五月結束了充滿波折的生涯，享年三十九歲。他死後，因讚許其趕出荷蘭人及開拓台灣的功績，移民崇奉他為「開山王」，在台南建立「開山廟」。及至清朝時代，於一八七四年得到敕許建廟為「延平郡王祠」，正殿奉祀鄭成功，後殿即奉祀其母田川氏。日本統治台灣時，把「延平郡王祠」改為「開山神社」，將鄭成功予以神化。

獲悉鄭成功死訊後，在廈門的鄭經立即趕往台灣。鄭經在台灣一旦完成繼承安排後又回到廈門，但遭到清朝和荷蘭的聯合攻擊，於一六六四年一月帶領約七千名將兵及其家屬遷台，這是鄭氏一族所代表的反清復明勢力由中國的總撤退。

鄭經遷台後，首先把東都改為「東寧」，原來的二縣變更為天興州與萬年州，澎湖島之外，北路和南路也設置安撫司。而且，又把承天府分為四個坊﹝街﹞與二十四個里等，進行行政區域的重劃分，在「坊里制」之下，著手戶籍制度的整理，成為「保甲制度」的重要基礎。然而，鄭經與父親一樣享年三十九歲於一六八一年病死。他十九年間在中國各地，為征戰絞盡心力，無暇關心政務，因此，所有政務幾乎全部委任鄭成功以來的重臣─陳永華。

陳永華對鄭氏政權的台灣經營貢獻最大，隨著農地開發他確立土地制度、戶籍整理、並且籌設行政機構與制度，建立了鄭氏政權的基礎。他並積極進行住民教育以養成人材、推廣海外貿易以確保財源。做為「開山王」鄭成功的幕後功臣，陳永華的業績雖然幾被埋沒。然而，他的貢獻雖大，因為反清復明的國策，同時變成苛斂誅求的壓制，使台灣住民痛苦不堪。

開發與誅求

鄭氏一族遷移台灣以後，清國政府立刻對台灣實施封鎖，也即所謂「遷界」「海禁」政策。遷界是把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山東等東南沿海五省的居民從沿岸往內陸遷移三十里﹝清代的一里為五七六公尺﹞。中間不但不淮居住或農耕，連進入也被禁止，海禁則是禁止漁船或商船的出入港規定。但是此封鎖政策，反而使與中國的走私猖獗，促進台灣海上貿易的發展。台灣成為對中國走私貿易的一大據點，貿易的利益因而大增。而且，飽受封鎖政策之苦的中國沿海尤其是福建、廣東的居民紛紛遷台定居，成為台灣人口急遽增加的原因。

隨著人口增加，台灣的開發逐步有進展。北部淡水、基隆、今日之台北的一部分、還有桃園、新竹、大甲、苗粟、鹿港、彰化、北港、斗六、嘉義、新營、左營、鳳山、高雄、恒春等中央山脈西側一一被開拓，耕地面積也大幅地擴大起來。食糧生產顯著地增加，不但使台灣住民食糧能自給自足，而且也確保鄭氏政權對清國作戰必需的兵糧充足有餘。

一方面開發，另一方面鄭氏政權為籌措財源，向台灣住民徵稅不遺餘力，其苛酷比較荷蘭統治時代實有過之而無不及。鄭氏政權不但承襲荷蘭的人頭稅，又設相當於固定財產稅的家屋稅，甚至連豬舍雞舍也課了稅。課稅對象遍及當時的各產業，牛力製麵課以製造稅、運搬製糖用甘蔗的台車課以運搬稅、鹽田課徵食鹽製造稅、特產烏魚子的捕烏魚漁船則依船隻大小課以捕獲稅、在港內繫留時課以停泊稅、漁獲時課以漁獲稅等等，課稅名目繁多。徵稅對宗教界也不例外，僧侶道士要繳納「特定職業稅」。當時不論將兵、移民幾乎都是男性，女性極為短缺，如果替人由中國介紹女性作配偶得到禮金時，就要課徵結婚介紹稅。居民被課徵的稅負擔，可說是苛斂誅求之極。鄭氏政權由海外貿易賺得巨大利益，加上由居民榨取稅收雖然財政很豊富，但是反清復明的軍事作戰頻繁，因此耗費巨大。居民因苦於重稅，怨嗟之念日增，終於對鄭氏政權產生絕望。

內部紛爭

以反清復明為悲願、經常處於戰時体制的鄭氏政權，本應團結鞏固基本，然而實則其內部紛爭不絕。尤其最高統帥藩主的死亡引起族人及政權內部紛爭，削弱了鄭氏政權的團結。

鄭成功猝死當時，在廈門的長男鄭經與在台的鄭成功胞弟、鄭世襲之間發生繼承之爭。鄭經因與弟弟的奶媽私通生子，引起父怒，雖未被處刑，但被認為缺乏藩主素質。因此鄭成功死後，鄭世襲立即被擁立為繼承者，鄭經獲悉立刻率領軍隊渡台，經過一番戰鬥才將繼承者王座納入手中。

後來，於一六八一年二月鄭經死時，鄭氏政權又為爭奪繼承權而內鬥。當時，執意要打倒清的主戰派馮錫範、劉國軒與重視台灣經營的實務派陳永華對立起來。照理，甫及十六歲的鄭經長子鄭克臧﹝陳永華女婿﹞應為繼承者，但是主戰派不承認克臧為鄭經之親生子而將他慘殺，立馮錫範的女婿、年僅十二歲的次子鄭克塽。因此，曾經發輝長才於台灣經營的陳永華被換了下來，由馮錫範掌握實權。繼承鬥爭雖係鄭氏政權的末期症狀，對於虎視眈眈、伺機要消滅鄭氏政權的清王朝來說，是好機來到。

鄭氏政權與清王朝的戰鬥固然激烈，心戰也無不用其極。雙方互相精心策劃向敵方陣營勸降，說它是「獎勵叛變的決戰」也絕不為過。清王朝於一六七九年在福建漳州開設「修來館」，對降伏者，文武官保證其官職，士兵則保證或加入清軍或復員任其自由，一般人如留辮髲則給銀五十兩、不留辮髲也給銀二十兩。清王朝此策果然奏效，因而背叛鄭氏政權者陸續出現。為展示其成果並再誘發更多投降者，「修來館」不僅將投降者，連尚留在鄭氏政權一部分文武官員的姓名與職位也加以公佈。因此，鄭氏政權內部陷入疑心暗鬼的狀況，加速了政權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