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經濟奇蹟 幣制與土地改革 被稱為「流亡政權」的國民黨政權，要在台灣苟延殘喘，唯有急速保持政治安定及重建經濟一途。為此國民黨政權除了建立一黨獨裁的強權政治体制外，一方面以經濟的重建及復興為最優先。此乃所謂「開發獨裁」。而且不止於經濟重建及復興，直到今日完成了被稱為「奇跡」的成長率，台灣的「開發獨裁」甚至當作「台灣經驗」﹝台灣模式﹞成為開發中國家的模範。 國民黨政權接收當時的台灣，因行政長官公署人為的失政，加上受中國大陸國共內戰的影響經濟紛亂加深，不久危機性狀況接踵而至。尤其通貨膨脹的昂進淒厲，一九四五年至五○年約五年期間，物價竟上昇達一萬倍。市民生活極為窮乏，為應付加速的通貨膨脹，於月初所訂的月給金額，到了月底維持不到幾分之一的價值，情況如此嚴重。時時刻刻昂進的通貨膨脹使經濟活動混亂，無情地壓迫著市民的生活。除此之外，隨國民黨政權遷台的官吏與軍人、其一部分家屬等約有一百五十萬人也移住台灣，一下子消費人口大大增加，愈使台灣經濟陷入窮地。 為防止中國共產黨份子潛入，而且抑制人口流入過剩，警備總司令部於一九四九年二月起開始封鎖港口及河口，海岸線也置於管制下，除了獲得許可來台者以外一律不淮入境。再於同年六月十五日，斷絕中國與台灣的貨幣關係，進行把原來的四萬舊台幣兌換成一元新台幣﹝NT$ 自此以後一律以新台幣通用﹞的斷然措施。此次粗鹵不堪的幣制改革，雖然強迫台灣人付出苛酷的代價，但從此遮斷永無止境的中國通貨膨脹影響，對台灣貨幣及經濟的安定乃係必要的措施。及至翌一九五○年六月韓戰爆發後，依據美國杜魯門總統的「台灣海峽中立化宣言」，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則完全分離開來。
「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等一連串土地改革，對國民黨政權來說，即是「不要本錢」的改革。這些改革幾乎未受地主反抗能夠實現的原因，是「二•二八事件」以後，強權政治体制約略已成形，也即等於是「用槍彈把嘴巴封住」。而且，「公地放領」的土地、支付地主的公營事業的股份，也都是以「敵產」名義由日本人手中接收過來的。
經濟方面則可舉例如下：﹝1﹞給地主的補償，雖然以「四大公司」，也即台灣水泥、台灣紙業、台灣工礦、台灣農林的四家公營公司的股票支付，但事前在帳簿上動過手腳，把公司的資金與股份徒增九倍，使地主手中所得的股票實質上價值減為九分之一，而各公司均保留三分之一股權，確保公司的經營權；﹝2﹞ 把地主從農業資本家轉變成為工業資本家，有助於促進工業化；﹝3﹞ 由於農民的購買力增加，致使消費經濟活耀化。 搾取農民 國民黨政權一方面以土地改革施恩給農民，另一方面也向農民搾取豪奪。剛接收的一九四五年十月，將過去的台灣總督府食糧局與食糧營團等合併成「台灣省糧食局」。為確保軍隊與官吏及其家眷的食糧，同時要把通貨膨脹的損失轉嫁給農民，自一九四六年第二期收成起，則規定以實物繳納地租。此時，以稻米八•五公斤換算一元。又於一九四七年七月起，開始由政府強制收購，但其價格只有市面價格的一半左右。 一九四八年九月，引進化學肥料與米榖的交換制度。化學肥料在公營的台灣肥料公司獨佔生產與隸屬行政院的中央信託局獨家進口之下，迫使農民以一對一的比率，用食米交換化學肥料。農民因不相等價格所蒙受的損失，舉例說對於一九五二年當時一公斤一•九元的食米，化學肥料只有○•九元，幾近掠奪。後來其相差價格更加擴大，及至一九六○年，食米四•一元的相對化學肥料價格只有一•五元。
一九七五年左右的台灣人口已經超過一千六百萬人，人口增加中的食米改種雜糧獎勵以及減反措施，要因在來自美國的大量小麥輸入。美國自一九五一年起對台灣實行軍事援助與經濟援助，其中包括提供美國剩餘農產物的小麥。後來於一九六五年取消援助後，因為食米生產成本過高及需要削減因食米輸出的黑字，台灣繼續由美國進口小麥。此事給台灣的稻作農業帶來很大的影響，同時改變台灣人的飲食習慣，轉向嗜好麵包或饅頭等小麥食品。 經濟發展的要因 國民黨政權從日本手中接收台灣後，到韓戰爆發前約五年期間，台灣經濟極其混亂。但是，以韓戰為契機，由於「台灣海峽中立化」，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斷絕，使台灣從疲憊不堪的中國經濟桎梏解放出來，國民黨政權才能夠專心於台灣經濟重建與復興。後來甚至完成被稱為「奇跡」的經濟成長，但這是有幾點重要原因的。 首先要指出的，是肥沃的土地與勤勉的居民
還有由日本繼承的「遺產」
美援與日本提供貸款也大有幫助 美國自一九五一年起開始援助，每年提供相當於約一億美元的援助。一直到一九六五年持續十五年之久，總額約一十五億美元。援助的內容，軍事援助佔一半以上，其餘除了剩餘農產品之外，填補赤字財政、投資工業設備、振興農業等。時期不同或有若干差異，美援大約佔台灣的國民生產總額﹝GNP﹞五至一○％ ，對戰後的台灣經濟有「輸血」的效果。因為美援於一九六五年六月停止，國民黨政權於四月與日本政府簽訂相當於一億五千萬美元的日元貸款協定。內容是：由日本進出口銀行以年利五•七％提供一億美元貸款，償還期間十五年，剩餘的五千萬美元以年利三•五％、償還期間二十年，由日本海外經濟協力基金提供。這些日元貸款金額雖不能與美國的援助相比較，但除了彌補美援停止引起的短缺外，對台灣經濟與日本經濟有加緊密切關係的功用。 國民黨政權的危機意識也不能忽視
逃亡台灣，立於「背水之陣」的國民黨政權，一心一意為求生存而摸索途徑。一度被美國政府遺棄，雖然因為韓戰爆發再度獲得美國軍事與經濟援助，但並無保證無限期繼續下去，為應付台灣海峽對岸中國的威脅，政治安定與經濟發展乃是當務之急。這在維持「唯一的中國」、「中國的正統政府」的虛構上，也是必要的。這樣的危機意識導致強權政治的弊害雖不容否認，但因此促進經濟發展也是事實。危機意識所產生的最成功 文化大革命也帶來不少影響
外國資本的引進也是要因之一 外國人以及華僑﹝海外的中國人﹞的投資，對戰後的台灣經濟發展也有貢獻。國民黨政權於一九五四年頒佈「外國人投資條例」、翌年又頒佈「華僑回國投資條例」、再於一九六○年實施「投資獎勵條例」以獎勵引進外國資本。這些條例對外國人與華僑的投資，在稅法上以及工業用地的需求上提供優待保證。因此自一九六○年起，外國資本的投入急速增加。 自一九五二年至九○年止，外國人的投資共三五八六件，計一一億二九七八萬美元，華僑投資共二一八七件，計一億九五三八萬美元，合計五七七三件，總金額一三億二五一六萬美元。外國人的投資中以日本三二•六％佔第一位，繼為美國二一•九％，歐洲各國一三％，香港七•三％為次。一般來說，日本的投資與台灣企業合作者為多，製品除輸出外也在台灣銷售。美資幾乎不採取合作形態，而製品則全部輸出或運向美國。華僑的投資規模較小，以服務業為中心，高科技產業的投資幾乎沒有。日本及歐美的投資給台灣產業帶來技術轉移的效果，華僑資本則強化台灣企業的競爭力。而且同為台灣製品開拓海外市場擔當引導的任務。 經濟發展的軌跡 由於斷然採取新幣制改革，切斷了中國與台灣的關係，惡性通貨膨脹總算鎮靜下來。在美國援助下自一九五二年起，進行了第一次「四年經濟計劃」。其結果，一九五○年代的農業生產恢復到日本統治下的最高水準。至於工業，則以輕工業為中心的替代輸入工業逐漸上軌道，開始發展下去。 觀察一九五○年代的經濟狀況，每年平均成長率為GNP八•三％、農業六•四％、工業一一•五％。以農產品為主的出口成長率則達到二○％，農業成為工業化的「產婆」達到催生效果。國際貿易收支雖然繼續入超，但以美國援助填補。物價上漲率為八•六％，但與過去那種急騰的物價上漲相比，即緩和許多。概言之，一九五○年代可以說是一九六○年代高度經濟成長的準備期。 到了一九六○年代，每年的農業生產成長率停留在四•六％，工業生產卻以一五•九％、出口以二二•九％達到高成長率。GNP持續地以九二％的高度成長相見，物價上漲率降為四•九％的低水準，達到所謂的「無通貨膨脹的高度成長」。以此好景氣為背景，於一九六八年，有一百萬農村剩餘勞動力投入加工出口區等工業生產事業，呈現全民就業的狀況。這些低工資的優秀勞動力，有助於勞動密集型出口加工業的發展，工業製品的輸出產業於是迅速得以成長。此時，外國資本主導的電氣器具與電子製品、以及紡織衣料成為二大輸出製品佔據王牌的地位。總之，一九六○年代的台灣經濟在外國資本、廉價勞工、輸出志向之下促進工業化與出口，由替代輸入工業轉換為加工出工業，達成高度的經濟成長。
回顧台灣經濟工業化的發展過程，經過一九五○年代的替代輸入工業化、六○年代的輸出志向工業化、七○年代的重工業化、八○年代的高科技產業培養，九○年代則進入高科技產業軌道，目標為要確保能與科技先進國家為伍的競爭力。自一九九一年七月起，開始實施總金額三○○○億美元規模的「六年國家建設計劃」，目的在於：﹝1﹞提升國民所得，﹝2﹞ 強化產業基礎，﹝3﹞各區域均衡發展，﹝4﹞提高國民生活品質。台灣已經在一九七○年代後半，成為「亞洲 NIES ﹝新興工業經濟區域﹞ 的旗手」領導韓國、香港、新加坡，高科技產業化與國家建設六年計劃一旦實現，期待能加入經濟先進國的行列。 台灣經濟的問題所在 一九五二年以後的台灣經濟，「奇跡」般繼續順利地成長。國民每人每年平均所得﹝GNP﹞也比例地一路伸長，由一九五○年當時的五○美元增加到一九八八年的六三三三美元，進入世界銀行所訂定的「高所得﹝六千美元以上﹞國家」行列。後來，每人平均所得於一九九二年竟達一萬美元之高。跟著經濟成長，且因台幣對美元的升值，外幣的儲存額自一九八○年代後半起急增，八六年計四六三億一○○○萬美元，八七年達到七六七億四八○○萬美元，直追日本與德國，成為備受注目的「黃金國」。後來又不斷增加，一九九二年七月以後則以八五○億美元的水準，保持「世界一的外匯持有國」寶座。 雖然如此，看來順利的台灣經濟並非沒有問題。其中一個問題是，過度依賴出口，特別是依賴美國市場。 台灣自一九八○年代以後，為了工資上漲及國際貿易的停滯，以及開發中國家的急起直追等原因，出口呈顯低迷狀態。尤其一九八八年以後更為顯著。而且由於台美間貿易的不均衡，美方追求改善的壓力增強，台灣面對進口自由化、降低關稅、開放服務業、保護智惠財產權等要求，被迫使台幣升值。再於一九八九年，因被取消一般特惠關稅﹝GSP﹞ 的適用資格，台灣對美輸出競爭力大大地降低。這與一九八九年以後台灣經濟成長率的急速下降有直接關係。為了盡量減少對美國的依賴，台灣致力於分散產品出口目的地，東西對立的冷戰架構崩潰後，正式向過去的社會主義國家輸出，但是到底不可能代替過去的美國市場規模。 中小企業擔負經濟主力也是一個問題 台灣被稱為「中小企業王國」，一九八八年底的中小企業數目為七七萬三五一一家，佔企業總數的九七•七二％。同年底的台灣人口為約二○○○萬人，以簡單計算便知，每二六人就有一位董事長。中小企業又是出口的主角，一九八八年出口總額為六○五億八五○○萬美元，其中由中小企業的輸出佔約六○％，達到三六三億五三○○萬美元。但是大致說來，中小企業卻有下列弱點：﹝1﹞生產力低，﹝2﹞ 規模小、資金薄弱，﹝3﹞ 無力增加設備投資或技術革新，﹝4﹞多為家族經營，很難確保優秀人材，﹝5﹞甚少在股市籌資，﹝6﹞ 缺乏市場調查能力，販賣力弱等。而且這些弱點，也可以說就是台灣經濟的弱點。 日本的「下游產業架構」也是深刻的問題 台灣的進口，長久以來由日本繼續佔第一位，對外貿易的負數日本也是第一位。以一九八九年為例，由日本的進口以機械設備五三％、工業用原料三四％、合計約佔九○％，兩者都是對台灣輸出製品的加工不可欠的東西。大約台灣輸出製品的零件及原料高達八○％係由日本進口，台灣的出口愈增加，對日貿易負差也愈大，所以依靠出口的台灣經濟，就成為日本的「下游產業架構」。而且，台灣由出口所得的貿易嬴餘大半用來填補對日貿易的負差。 日貿易負差與台灣貿易嬴餘具有連動的關係年年增大，由一九九○年的七六億六○七一萬美元、九一年的九六億六九四○萬美元，而達到九二年的一二九億美元。與此比較，九二年的對美貿易順差為七八億美元。日本通產省為著要縮小對台灣的貿易順差，進行向台灣轉移高科技產業，以期產生製品回流日本的「曲飛棍效果」。然而，幾已固定化的「下游產業架構」沒有那麼容易改變過來。 外交孤立的影響也是一個大問題
對中國貿易的增大傾向，將來也會有問題 及至一九八○年代，與中國的敵對關係開始有了改善，自一九八七年十一月起，台灣居民到中國旅行終於成為可能。隨之，到中國的投資也開始活躍，透過香港的轉口貿易也一年一年擴大起來。一九八七年到九○年的四年期間，台灣與中國的貿易有急增的傾向，台灣對中國輸出的每年平均增加率為四四•一%，中國對台灣輸出則達五四•八％。一九九○年的雙邊貿易金額竟突破四○億美元。九一年達到五七億九○○○萬美元，其中台灣對中國輸出為四六億六○○○萬美元，由中國的輸入為一一億三○○○萬美元。對中國的貿易，台灣是壓倒性的出超。於一九九年經由香港的對中貿易順差，激增至一三六億四○○○萬美元，如果沒有這個順差數字的話，則同一年的台灣的貿易收支便成為負差。 眼見如此狀況，台灣對中國所謂「不交涉、不妥協、不接觸」的「三不政策」如今已完全失去意義。對失去美國市場的台灣製品來說，代之以不需要嚴格條件的中國市場，雖然非常有吸引力，但是中國政府卻主張「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遲早要「統一」。過度依賴這樣的中國市場，則可能將來台灣經濟會被中國控制，孕育著被中國吞沒的危險性。很明顯地，可以看出中國政府設法使台灣經濟依賴中國的意圖，目前先謀取經濟上緊密的關係，將來的目標則是政治的「統一」。所以不能因為擴大中國市場，而沾沾自喜。 |
國民黨政權遷移台灣之前，於一九四八年四月斷然推行土地改革，也即「三七五減租」政策。這是由美援成立的「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協助，並聘請曾在日本參與土地改革實務的美國務院
Wolf Rezinski 為顧問，在其指導下所進行的。「三七五減租」把原來地主由佃農收取的約五○％農作物田租，降為三七•五％。國民黨政權再於遷台後的一九五一年六月，為養成「自耕農」公佈「台灣省放領公有地扶植自耕農實施辦法」，將公有地以及公營事業所有之土地放領給實際耕作的農民。此則所謂「公地放領」。放領土地給耕作農民的條件，有下列規定：﹝1﹞
以土地每年收穫物二•五倍的價格作為代償，﹝2﹞十年分期付款，﹝3﹞每年償還金額及地租之合計，以每年收穫物價格的三七•五％以內為限。
繼於一九五三年一月，公佈「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所謂「耕者有其田」，顧名思義是使耕作者持有其耕作的土地，也即從地主手中把土地徵收分配給佃農，在土地改革中是革命性的措施。其方法如下：﹝1﹞
准許地主保留田三甲﹝一甲等於約九七○○平方公尺﹞及其他耕地六甲，﹝2﹞ 地主的保留地以外，全部由政府予以收買，分配給實際耕作的佃農，﹝3﹞
從地主收買土地的價格，與「公地放領」相同，以全年收穫物的二•五倍為準，﹝4﹞
支付地主的土地款項，七成以食米等實物債券分攤十年付之三成以公營事業的股份付之，
﹝5﹞接受土地分配成為自耕農的農民，則以食米等實物十年分期付給政府。
這種「不要本錢」的土地改革，對國民黨政權的安定以及經濟的重建成為極大的裨益。首先從政治方面來說，有下列效果：﹝1﹞
由於把多數台灣農民改變成為自耕農，換句話說，把佃農變成土地所有者，得以收攬人心；﹝2﹞ 將集中在地主階層的知識份子經濟能力降低使反抗勢力軟弱無能；﹝3﹞
從農民繳納土地代金的食米，得以確保政府遷台時同行的官吏、軍人及其家眷的主食等等。
台灣自荷蘭統治時代則以砂糖輸出知名。國民黨政權領有台灣之後，將日本的製糖會社加以接收，改為公營的台灣糖業公司。而且透過台灣糖業，以「分糖制」搾取栽培糖蔗的農民。經營獨佔加工把糖蔗製成砂糖的台灣糖業公司，受取製品五成作為加
工費，此外還以糖蔗的採收費、運搬費、代墊費利息等名義再徵收一成，實際到達蔗農手中的製品不過百分之四十。不但如此，台灣糖業還以製品統一管理與統一販賣為理由，將百分之二十以低於國際價格的價格強制收買。因此剩下在蔗農手中能自由販賣的砂糖只有百分之二十而已。這就是惡名昭彰的「分糖制」的實際情形。 
像這樣對農民的搾取豪奪，等於是把土地改革所給的利益再迫其傾吐出來。經過一九六○年代的高度成長，到台灣的工業化開始進展的一九七○年代初期，農村與都市經濟的差距愈來愈大，由於農村過剩的勞動人口向都市流入，更使農業不景氣加深。部份為了這樣原因，於一九七三年以食米與化學肥料不等價交換的以貨易貨方式被廢止，代之以實施食米最低保障收購價格制度。即使如此，農業蕭條仍然不見好轉，終於一九七八年，實施了食米改種雜糧及減反政策。
在農業為經濟中心的時代裡，台灣確如被傳說「一年收成足可過活三年」那樣，受惠於富饒的土地與自然環境。此外，居民絕對多數是中國移民的子孫，因為不能期待國家或政府的保護，只有靠自己的努力與才能以求生存的移民氣質培養了勤勉節儉的精神。加上「二•二八事件」的虐殺及肅清，使國民黨政權統治下台灣人的志向離開政治而偏向經濟。其結果，台灣經濟今天由台灣人經營的中小企業支撐著。
台灣雖然受日本的殖民地統治達五十年之久，但是卻完成了「殖民地下的近代化」。藉一九三五年十月舉辦「台灣始政四○週年記念大博覽會」的機會，來台灣視察的國民黨政權統治下福建省與廈門市的官員，在其「台灣考察報告」中對台灣的狀況贊不絕口。由日本帝國主義嚴厲批判者執筆的該報告書，可說是對台灣的「殖民地之下的近代化」最值得注意的證言了。日本放棄當時，台灣已經到達工業化社會的門口，於太平洋戰爭中雖然受美軍轟炸遭到若干破壞，但在五○年間所造就的基層建設、產業的振興與教育的普及等等，是那些同樣受過殖民地統治、後來獨立的開發中國家不能相比的。
的凡例，便是於一九六五年創設的保稅加工區，也即「加工出口區」。在加工出口區裡，採取關稅優待、行政手續簡化、匯兌管理寬緩及國外匯款的保證等各種優待措施，專門生產輸出製品。因而對賺取外匯、增加國民就業機會、引進外資及技術轉移、培養國內產業等等貢獻很大。台灣的加工出口區，
後來成為包括中國在內的開發中國家的樣本。
虎視眈眈、不斷尋覓「解放台灣」機會的中國政府、中共政權，自一九六六年以來被所謂「十年內亂」的文化大革命大風暴弄得天翻地覆，致使沒有回顧台灣的空餘時間。文化大革命對台灣人不用說，就連外省人也對中共政權有了新認識。影響所及，不但在此期間使台灣經濟達成顯著成長，一九七三年起也能開始著手基層建設以及重工業化的「十大建設」。在交通、運輸方面，有新台北國際機場、南北高速公路、鐵路電氣化與雙線化、台中及蘇澳港灣擴充。動力方面，有原子能發電廠的建設，重工業以一貫製鋼、石油化學與造船為主而推進，其總投資金額達到五八億美元。該「十大建設」的進行，被稱為是國民黨政權下決心要在台灣紮根，認真地從事於「建設台灣」的表現。無論如何，「十大建設」對後來台灣經濟成長的貢獻，是不容否認的。
一九七○年代的經濟發展，基本上是一九六○年代的延長。「十大建設」於一九七三年開始動工，進行基層建設擴充及重工業的基礎產業建設。受一九七三年與七九年兩次的石油危機的影響，經濟成長率雖然出現很大振幅，但是以輸入的石油加工製成化學纖維及塑膠製品再出口，對於「加工貿易國」台灣的經濟成長來說，石油危機並未造成太大的影響。這在背後裡有其原因，譬如與產油國特別是沙烏地阿拉伯的友好關係、日圓升值的有利條件、自一九六○年代後半以來持續的越戰「特需」等等，受惠不淺。為此，一九七○年代的每年平均農業生產維持四•六％、工業生產五•二％的成長率，輸出成長率達到二八•三％。但是每年平均
GNP 成長率雖為一○•三％，物價的上漲率竟達九•五％。概而言之，一九七○年代可以說是以一九六○年代高度成長的成果為基盤，由輸出志向工業轉移到重工業化，已準備就緒。一九八○年代的經濟成長率，
雖然有些不安定，但總算在成長基調裡。一九七九年的成長率雖然維持八•五％，但於八○年﹝七•一％﹞、八一年﹝五•八％﹞、八二年﹝四•一％﹞連續下降，八三年因石油輸出國組織降低原油價格及美國市場景氣恢復，所以成長率回升至八•七％，八四年則達到二位數的一一•六％。八五年因美國經濟景氣後退而急落至五•六％。似此台灣經濟與美國經濟俱有連帶關係，換言之，對美國的市場依賴性很大。八六年及八七年受疲弱美元及強勁日圓的影響，成長率各為一二•六％與一一•九％。但是，對美國的貿易出超卻形成壓力，台幣遂大幅升值，而且引起工資上漲、勞動力不足等問題。八八年﹝七•八％﹞、八九年﹝七•三％﹞、九○年﹝五％﹞
的成長率沿著斜線下降。一九八○年代的每年平均成長率雖然維持八•三％，一九八八年後成長率的低落傾向，成為其後台灣經濟低迷的預兆。
一九八○年代的經濟特徵，是把重點放在高科技產業的培養。於一九八○年十二月，為長期培養高科技產業而設的工業區，「新竹科學工業區」開始作業。雖然長久以來推進以加工出口為主的經濟暨產業政策，但因考慮維持過去經濟成長率、工資上漲及連續兩次的石油危機、勞動力不足、環境污染等等，在「生產效果大、潛在市場大、技術密集、付加價值高、用能省、污染少」的原則下，選定電腦、電子零件、電腦軟体等資訊處理產業，精密機械、農業機械、汽車零件、電氣器具等機械產業，作為戰略產業，加以政策性的獎勵。
國民黨政權堅持「中華民國﹝台灣﹞是唯一的中國」、「中華民國政府﹝國民黨政權﹞是中國的正統政府」的虛構。一九七一年十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進入聯合國為契機，包括日本在內的國際社會，幾乎所有國家一面倒地開始與中國建交，同時與中華民國﹝台灣﹞斷絕關係。就連最受倚靠的美國，也於一九七九年一月與中國關係正常化，而與台灣斷交。多數國家雖與台灣斷交，卻與台灣維持非政府間的關係，例如日本的情形，在台灣設置「交流協會」辦事處，台灣也在日本設有「亞東關係協會」代表辦事處，進行實質交流。但是，對經濟活動大部份依靠國際貿易的台灣來說，除了日本及美國以外，與其他無邦交國家間的經濟交流，則產生諸多不便。為了前往輸出目的地想取得入國簽證，要遭到多少艱難可想而知。一九七一年以來這二十多年裡，台灣在如此惡劣條件之下，努力推展國際貿易，成長到世界第十三位的貿易國家，是得加以稱讚的。然而，如果外交上的孤立繼續下去，台灣經濟則無法擺脫其影響。
下一章